学术观点 | 石琳霏、姜亚军 :中国英语教育四十(5) - 外语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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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 石琳霏、姜亚军 :中国英语教育四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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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多年前，胡文仲(2008)把我国外语人才需求具体划分为5类，即:1)研究型人才，即在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方面能够从事研究的人才;2)高层次的翻译人才，包括文学翻译、外交翻译、同声传译、双语翻译等;3)英语师资;4)一般翻译人才;5)复合型外语人才，指掌握一些基本的经贸、金融、法律、新闻、管理等知识的外语人才，可以在相关领域从事业务工作或其他工作。然而，10年过去了，我国各高校英语专业的现状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应该主要在于传统思维的惯性。孙有中(2011)认为，我国英语专业同质化的原因之一，在于2000版《大纲》"倾向于要求全国高校所有英语专业都致力于培养应用型'复合型英语人才'。这一忽略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差异性的培养目标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此次《国标》和《教学指南》的落实，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正视并逐渐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机。

另外，《国标》明确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学科基础为外国语言、外国文学、翻译学、区域与国别研究，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类别和层次院校的英语专业都必须有五个专业方向。有些学校的英语专业教师人数仅有十余人，也要面面俱到，凑够五个专业方向，勉为其难，倒不如凝练一、两个方向，突出自己的特色。凝练方向，应该是本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难点之一。

2.4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既体现"知识"，又体现"能力"和"素质"要求

《国标》的制定始于2013年下半年(冯光武2016)，历时约5年时间，于2018年公布。在此期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于2015年发布《教育新视野》(New Vision for Education: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世界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Topics and Learning Objectives)，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后新技术的出现对教育所带来的挑战已经受到全球关注。《教育新视野》认为前文所谓"21世纪能力"由三种能力构成:基本素养(foundational literacies)、综合能力(competencies)和性格养成(character qualities)，其中基本素养包括识读素养(literacy)、计算素养(numeracy)、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信息技术素养(ICT literacy)、理财素养(financial literacy)和文化及公民素养(cultural and civic literacy)，综合能力包括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创新能力(creativity)、交际能力(communication)和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而性格养成则包括好奇心(curiosity)、主动性(initiative)、毅力(persistence)、适应力(adaptability)、领导力(leadership)、社会和文化意识(social and cultural awareness)。

《国标》的培养规格中有"素质要求""知识要求"和"能力要求"三个方面，其中素质要求除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外，还明确提出"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而在能力要求中提到:"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研究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与2000版《大纲》相比，除"创新能力"之外，这些素质和能力要求几乎都是新增加的。所以说，《国标》的人才培养理念是与世界接轨的。

然而，如何培养上述能力和素质，就成了此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以"中国情怀"为例，哪几门具体课程以及哪本教材的具体内容是针对学生的中国情怀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者应该做到心里有数。如果英语专业所开设课程均限于"英/美国文学""英/美国概况""英/美国历史"和"英/美国政治制度"等等，那我们何以期待学生具有"国际"视野?

我国香港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值得借鉴。例如，香港大学英语专业的课程除了我们常见的"英语语音学和音位学""英语句法学""社会语言学入门""文学理论入门"和"语料库语言学入门"之外，还有不少我们认为不属于英语系的课程，例如Gender,Sexuality and discourse;Language,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Text and image;The idea of China;Imagining Hong Kong;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Hong Kong;Language and the law;World literature;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The city and modernity;Sovereignty in law,theory and culture;Language rights and linguistic justice和Theatre and the world等等。

所以说，《国标》和《教学指南》背景下的人才培养应该和2000版《大纲》指导下的人才培养方案有着很大的区别。此次修订，如果只是对原有人才培养方案作简单修补，而没有理念上的更新，那修订工作很有可能不会取得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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