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冠连：硬功夫、活脑筋、新句子

　　【求索】

作者：黄忠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崔雪波（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学人小传

钱冠连，1938年生，湖北仙桃人，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1962年毕业于华中师大外语系，1989年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0年受聘为该校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现代外语》副主编，现任《语言哲学研究》主编。著有《美学语言学》《语言全息论》《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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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园，每天傍晚，常有一位老者，一身布衣，一双布鞋，慈眉善目，若有所思地在白云山麓漫步。偶有学生趁机走来，向他求教请益。这是很多学生“在广外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老者曾在中学从教多年，51岁才入广外，治学却博大精深，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他便是钱冠连教授。

　　思考着，思想着

钱老散步，爱低头寻思，仿佛随时都在路拾思考之果。有时，与他一同散步，走着走着，却见他低着头，独自快步走远了。他一直在思考。

与钱老聊天，听他讲课或报告，读其著述，你会明显感到，他看得辩证，思得深刻，说得谐趣，总能化复杂为简明，释深奥为浅显。这应归功于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孩童时代，他在书中读到“不要只是重复前人，要有自己的创造”，从此永记在心；自初中起，他就爱比较老师们上课的优劣，学其长、避其短，想着新与特。正是持有这一思考的定力，考入华中师大后，他因酷爱读书而名誉桂子山，也因此被戴上了“白专分子”的帽子。可他把心一横：不弃读书。他原本学俄语，大三开始又选修英语，课余倾注其上，练得过硬的俄英双语。“文革”期间，被迫转行教中学语文与音乐，长期无法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他却始终心系外语、心系学问。

钱老擅思，习惯独特：每读一书，必做眉批。他在与人对话，也是与己对话。若将眉批缀连，便是文章、书稿之雏形。他常告诫弟子：读书不在量，而在于思。攻国外语言哲学时，他不是在读，而是在啃；啃之后，再细嚼，反刍，品味。他啃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思》、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据其弟子梁爽透露，奎因的Word?and?Object（《词语与对象》），钱老足足啃了两年，每段读三遍，眉批遍布页边，三换包书皮，可谓当代“韦编三绝”！

身为外语人，他也译介国外理论，认为这是“可供借鉴的发展之路”，但他选择的是三级跳：译介之后必有评论，评论之后必有深究，深究之后必有新得。比如，在将语用学引进国内之后，他更注重发展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在引介西方语言哲学之后，他开辟了后语言哲学。

深思避免了无思想的玄谈，使他目光敏锐，于细微处见大道。同治语用学，在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不少人所见的是大同小异，钱老却看到了小同大异。他说：“注意：对这个世界，说同，比较容易；说异，困难得多。说同，是学问；说异，更是学问。若把同与异分清楚了，创立本土理论的勇气、底气则不请自来。”“两者的文化行为可以说是生硬槎桠，绝非铢两悉称。这就是我怀疑的理由。”这话何等有力，何等自信！真是真人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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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突出的学术气象就是外语界普遍缺失的批判精神。他自称是“从夹缝中走出来的学者”，道出了外语学者创新的两难境地“洋语不如洋人，国语不如国人，两头不沾边，尴尬得无以藏身”，这是静观。“看洋人的书，出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夹缝中求生”，这是洞察，多么辩证，多么智慧！

问学不工于心计，不为名利，使钱老脱俗；对西方不盲从，不照搬，助钱老祛魅。不悟实质，不熟于胸，不获新见，便不急于写；待成竹于胸，才执笔于案头，所写所撰一定是他对语言的所悟所感。因此，他不写则已，写则定有真知灼见，处处意象新，句句言有物，每每能见微知著，能从语言归纳出“美学语言学”，从生物全息演绎出“语言全息”，从语言悟出“文化网络”“人类的家园”……在他看来，唯有原创才能安顿灵魂。

著述有“私”想，出语不俗，可以把玩，渐成钱氏风格：谨严而雍容，清新而近人，可观而难学。这远非掉书袋者或炒概念者所能比。读其文，不时遇见俏皮的慧言：“自己家里拿出点真货出来，也让隔壁邻居瞧瞧！”“为何总要为老外忙乎？”“节外生新枝”“不能躺在别人的摇篮里，不知道摇篮的编织者”，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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