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少兴:古代俄语文学巨匠(3)

其实，老左在北大还有更多的"一字师"或"多字师"。又如裘锡圭(中文系，古文字学)、杨业治(西语)、刘麟瑞(阿拉伯语)、殷宏元(印地语)、王廷荣(法语)、赵登荣(德语)、叶奕良(波斯语)、崔荣林(日语)、张会成(阿拉伯史)等学者专家。他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了相关的语言文字历史的知识，而且学到了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老左在北大前后住过三"斋"(备斋、才斋、全斋)和三"园"(镜春园、燕东园、承泽园)，其中在承泽园住的时间最长，至今已有28年，"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就近在园内求教的师友也较多，他又名之曰"园中师"。

2012年老左出版了译著《从东方到西方》，书中谈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同汉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至西欧的历史，其中涉及的知识面极广，特殊的名称、术语极多。为了完成这一译著，老左除了充分利用校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外，还多次首先请教了园内师友。其中有已经作古的中文系周强、沈天佑教授，出国的东语系朴忠禄教授，北大出版社王世厚编审，以及非本园的原考古学系主任李伯谦教授，等等。

所以，校内外的一些朋友常对他说:"不在北大，你是译不出像《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这一类书的。"诚然如此，北大作为历史比较悠久、学科和语种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拥有一批学识比较渊博、功底比较深厚的人才。他们往往乐于切磋学问、共同探索、追求真理。像老左这样具有语言文字天赋，又刻苦钻研的学者，在这块广阔的园地里，四处拜师，虚心求教，便更是如鱼得水，自由驰骋了。他把自己锻造成了古俄语专家，决不是偶然的。

(二)倡导严谨学风

老左认为，他在北大所受教育最值得珍贵的，是北大的学术传统，特别是严谨学风。这方面他特别注重学习前辈学者的治学风范。他首先推崇北大前西语系(现英语系)的三位已故著名学者朱光潜、杨周翰和李赋宁先生。老左身在俄语系工作，未能置身课堂聆听他们的讲授，但从阅读他们的著述、参与学术活动和实际接触中就可体悟到他们的人格与学风。他尤其赞赏李赋宁先生在《吴门问学小记》中的一段话:"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优良传统和吴达元老师的辛勤严格的教学，使我的法语基本功打得比较好，这对我以后深入学习西方语言文学是完全必要和非常有利的。首先我学会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对准确和不准确，像对真理和谬误、是和非、美和丑、善和恶一样，加以泾渭分明的区别，而且做出了选择，养成了习惯……"老左把这当作自己治学的"要领"，奉为圭臬。杨周翰先生的学术专著《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有份量的学术力作"。鉴于英国文学方面的通史著作已出不少，杨先生主张多出一些断代史，又鉴于17世纪英国作家的作品大都没有中译本，青年学生比较陌生，杨先生又建议，尽量多译些文学作品的选段。老左认为，这对"俄罗斯文学史"的编写和选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且这也表现出杨先生的严谨求实的学风;因此,应当尽心尽力地写出更好更完整的断代国别文学史--《十七世纪俄国文学》。

老左极为推崇朱光潜先生。朱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学风严谨是密切联系的。在翻译方面，他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对待他人的翻译，他也是严格要求，与人为善地批评缺点、错误。在1983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在论文中主张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译成"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与会的朱先生严肃地批评了这种观点和译法。随后，朱先生又继续撰文，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说明此词绝不是"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而只能译为"人类学原则"。他要求大家老老实实下功夫，使学术走上正轨。朱先生这种"一字不苟"的严谨态度，对老左的学术翻译和学术批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在以上两个方面之外，老左还特别学习了马寅初校长所说"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的精神，他坚决抵制，公开批评了学术上的不正之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鉴于老左的重大成就与贡献，2012年，北京大学校方和外语学院授予他"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奖;2019年，他获全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接着又获北京大学离退休教师"学术特别贡献"奖。老左获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何在?一曰本人的高度勤奋。他心无旁骛，完全痴迷于俄语，特别是古俄语。并致力于古代语言知识和现代语言知识的结合,俄罗斯语言与文学的结合,俄罗斯文化国情与历史的结合。二曰北大的有利条件。最初的苏联专家指引，馆藏的丰富图书资料，多学科、多语种的学者、人才，更有自由而严谨的学术氛围。这些优势，烘托着老左成为重量级学者。三曰家和万事兴。家风家教严谨，全家生活和谐美满,使老左始终能集中全力于学问。这也是他在"古稀"和"耄耋"之年在学术研究上能充分发挥余热和作出重大成绩的重要原因。(张翼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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