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和普通话

清末民初是汉语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汉语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但以往对这个时期的汉语，研究汉语史的很少涉及，研究现代汉语的也很少关注，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现在，研究汉语史的往下走，研究现代汉语的往上走，把这一段的汉语研究衔接起来，这是一种很好的学术发展趋势。北京话在明清直至现代的汉语发展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清末民初的北京话的研究是关系到整个汉语研究的大事。本文要讨论的是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

一、什么是普通话？

普通话和北京话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不断发展的。研究普通话和研究北京话都要有历史的、发展的观念。

“普通话”原称“国语”，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1934）为国语运动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普通话”这个名称当时就有，黎锦熙（1934：13～15）说：

民国以来，普通话的主张，已经演成三派：

第一派是民国二十一年以前所谓“国音国语”……

第二派是民国六七年间新文学运动初期所谓“白话”。这种白话，是已经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的，已经产生了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这些“活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一声呐喊，全国的学士大夫自然而然都不学而能地写得出从来没写过的“白话文”来……

第三派便是新文学运动以后到现在逐渐流行的“欧化的语体文”……

书中又说（黎锦熙1934：16）：

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是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平的方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的定义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其中（1）语音的标准很清楚。虽然很多人的语音不大规范，但都是应该努力加以纠正的。（2）语法：“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其一，“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用的是什么样的语法？其二，和北京话的语法是什么关系？（3）词汇：《现代汉语词典》标出〈口〉〈方〉〈书〉〈古〉，哪些类的词语适合用于普通话？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怎样写出来的？

白话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的。早在1898年，就有了《无锡白话报》，此后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很多“白话报”，很多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清末民初的京味儿小说和时评被收集到2018年出版的“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这套丛书中。①“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丛书，总主编为王洪君、郭锐、刘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8月出版。不仅如此，如黎锦熙所说，白话文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七八百年以前的《水浒传》《西游记》。但是，“五四”前后的作家是不是熟读了《水浒传》《西游记》就能“不学而能地”写出白话文来？事实并非如此。1902年梁启超打算翻译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夏晓虹2013）可见，以《水浒传》《西游记》为范本写白话文，和以《左传》《史记》为范本写文言文一样，都是要有一定的学习、练习的过程的。当然，对于清末民初的作家来说，白话文和文言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文言文和他们口中说的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法词汇系统，而《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作品和他们口中说的话是同一个语法词汇系统，他们以《水浒传》《西游记》为范本写白话文，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写文言文要容易得多。但这有一个前提：那些清末民初的作家必须会说官话。一个人写文章，可以完全模仿一种和他口语无关的语言，明清时期文人写文言文就是这样，这是要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练习的。也可以是基本上照他的口语写，如果他说的是方言，那么写出来的就是像《海上花列传》，就是方言文学；如果他是北京人，写出来的就是京味儿小说，像《小额》那样。如果说的是北京话或官话，要参照《水浒传》《红楼梦》来写会比较容易。如果说的是方言，却要照《水浒传》《红楼梦》的体裁来写，那不可能“不学而能”，而会有点“戛戛乎难哉”，梁启超就是这样。梁启超开始是只会说粤语的，所以他的演讲很多人听不懂，后来才学会说西南官话。夏晓虹说：梁启超用白话写作感到困难，一方面是由于写作习惯，“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各人的方言背景”。这是说得很对的。梁启超后来写的《清代学术概论》（1921）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语体文就写得很纯熟了，这可能和他的写作习惯和他对官话的熟练程度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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