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和普通话(2)

“官话”这个词出现在明代。明清时期有一种通行全国的“通语”，不同方言区的人在一起就用它交谈，即所谓“官话”。“官话”不像普通话那样有明确的语言规范，不同地区的人讲“官话”，都会掺杂自己的方言成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一些著名作家，像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等都是如此。叶圣陶的作品后来再版时有些改动，主要是把一些吴语的词语改为普通话词语。同时，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外来语的成分。可见，早期的“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不可能是纯粹的北京话。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哪些是官话，哪些是方言成分，哪些是外来语成分；他们早期的作品和后期的作品有无变化。这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

三、北京话和官话的关系

“官话”以北京话为基础，至少在1860年前后就已经如此。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说：

北京话（Pekingese）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同时，他的老师、仆人，他所接触的十之八九的人，都很自然地讲这种话……我见过一位译员，他确实精通北京话，他在汉口和在京师一样地被理解……

这里主要说的是语音，但不仅仅是语音，也应该包括语法和词汇。说“北京话……在汉口和在京师一样地被理解”，这应该包括北京话的语法和词汇在汉口也能被理解。

但官话不等于北京话。威妥玛所说的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他的老师、仆人可能说的是北京话，而那些“政府主要官员”说的话却未必是标准的北京话，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所讲的“官话”。“官话”的范围很广，下江官话、西南官话都是官话。而且，北京话也不是一个样子，正如《创造〈京话报〉章程》所说：“须知京话也有数种，各不相同，譬如南城与北城，汉人与旗人，文士与平民，所说之话，声调字眼，皆大有区别……本报馆……务取其京中通行，而雅俗共赏者，始为定稿。”（转引自夏晓虹2013）清末民初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要推广的普通话，也并不是北京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特别是写作，更不是完全按照北京的口语写，除非是写小说。如果要逼真地摹写北京某个地区、某个阶层的人物的声口，那当然要用地道的“京腔”，即可以使用北京特有的，而北京以外的读者不容易懂得的词汇和语法（比如：“那种样子的毛窝，多了去了。”）。那么，普通话的书面语，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下面所要讨论的“理想的国语”。

四、“理想的国语”

早在1925年，周作人和钱玄同在通信时就说到了“理想的国语”。

钱玄同《理想的国语》（原载1925年9月6日《国语周刊》第13期，收入《钱玄同文集》第3卷）是钱玄同给周作人的回信，写于1925年9月3日，其中说（钱玄同1999：221～233）：

国语应该用一种语言做主干……用了北京话做主干，再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自由加入……我认为国语应该有三个美点：活泼、自由、丰富。采用活语，方能活泼（作主干的北京话，加入的方言跟外国语，这三种都是活语，唯有古语是死语；但它的本质虽是死的，只要善于使用，自能化腐臭为神奇，变成活泼泼地……）；任意采之，斯乃自由；什么都采，所以丰富。

有许多词句，普通会话中虽不大用它，但表示较深奥、曲折、细致的意思时便须用到的，近来新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所谓欧化的文章中，尤其是诗歌中，到处遇着它。这本也是白话，那般爱凿四方眼儿的人们往往要认它为“文言”——就是古语——因而非难它，排斥它，这是非常地错误，不可不纠正的。

周作人的信（1925年7月26日）：

古文不宜于说理（及其他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这种理想的言语倘能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假如以现在的民众知识为标准来规定国语的方针，用字造句以未受过国民教育的人所能了解的程度为准，这不但是不可能，即使勉强做到，也只使国语更为贫弱，于文化前途了无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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