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映红谭恩美后(2)

2016年4月，中国外语界著名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以崭新的面目出版了由李军、章力合译的《喜福会》，这是最新的版本。外研社的介入似乎有意通过“与众不同”的方式重塑经典。首先，该译本的封面封底设计简约素雅、含蓄隽永。封面封底统一以柔和的粉白色为背景，上面画着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羽毛，并辅以中国传统的牡丹花、喜鹊、蝴蝶等花鸟图案作为装饰，给人一种端庄素雅的温馨感觉。封底上方用文本中一段话描述羽毛：“很久以来，这个女人都想把那个天鹅羽毛交给她女儿，并告诉她：‘这根羽毛看似一文不值，却来自遥远的故土，承载着我的一片美意’。”这种描述无疑是在诠释“羽毛”意象在作品的中重要性，它不仅隐喻着与中国的渊源关系，而且象征着作品中母亲们“有根似无根”的漂泊状态，更重要的是寄托着她们的种种希望。其次，译本没有通过前言、后序等过多副文本对作品进行诠释，而是以“单刀直入”的形式直奔文本内容。尽管副文本不多，但却利用有限的空间彰显作品的经典性。封面折页在介绍谭恩美时，这样描述：“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198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自此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封底除了通过“羽毛”意象阐释主题之外，分别引用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书评》对《喜福会》的评价，指出作品“拥有神话般的魔力”，其“美妙的描写，出类拔萃之作”。而封底折页在通过“电影〈喜福会〉原著，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43周之久”之语肯定其受欢迎程度的同时，引用了美国著名非裔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评论：“在这个坦诚的、令人感动的，并且充满鼓舞的故事里，谭恩美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华裔女性与她们的家庭，以及与她们的女儿之间谜一样的牵绊。”另外，译本采用硬皮包装的精装化装帧方式，突出了作品的经典性。一般来说，作品只有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经典性，出版社才会采用精装装帧方式。在外研社看来，历经近30年“时代检验”的《喜福会》是符合要求的。再者，该版本译文新颖，与前幾个译本有很大不同。下面仅以文中人物名称翻译为例做一简要说明。作品中几个主人公名字翻译既有对前几个译本继承的，比如把“Suyuan Woo”译为“吴宿愿”就是沿用了田青译本名称。这种继承虽然谈不上创新，但却与最流行的程乃珊版本有很大不同，即用“吴宿愿”来代替“吴素云”，似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颠覆”感。当然也有完全创新的，比如把“Lindo Jong”译为“江林多”，就不同于之前的“琳豆·荣”“钟林冬”“龚琳达”“江云多”等。

经典的魅力：《喜福会》中的“桂林故事”

27年来，八个《喜福会》中译版本在中国由10个出版社或机构出版印刷，这对一个当代外国小说来说绝对是一个罕有的“神话”。暂且不论哪一版本孰优孰劣，能够得到中国出版界和读者的如此青睐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个“经典”生成的过程？外研社对《喜福会》的出版不仅是在回望经典，也是在深化经典。

《喜福会》主要从母女关系的切入点讲述了四对美籍华裔家庭的生活故事。20世纪40年代末，四位性格命运迥异的中国女性移民美国后，虽然远离了战乱疾苦和家仇国难，但身为第一代移民，她们内心始终无法割舍与中国“难以言说”的族源情感。而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尽管外表并无差异，但在多元化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她们不得不承受异质文化带来的冲撞和伤害。她们母女之间不仅有血浓于水的家庭亲情，也有势不两立的怨恨隔膜。作为一个经典，《喜福会》不只是母女故事，它拥有太多值得关注、回味和思考之处。对于广大中国读者来说，作品蕴含的“艺术化”历史文化景观就具有特别的魅力。下面仅以“桂林故事”为例，来对《喜福会》中的历史文化景观进行简单阐释。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富有浓厚历史底蕴的民间俗语使桂林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心中的文化景观和文化记忆，但在《喜福会》中却因为战争的存在蒙上了悲情色彩。残酷的战争没有改变桂林屹立的山峰和奔流的江水，但却改变了众多中国民众的命运。主人公吴宿愿的“桂林故事”就是这样诞生的。1944年下半年，吴宿愿带着双胞胎女儿偕同丈夫来到桂林躲避战乱，不成想桂林也难逃战争厄运，最终她又被迫继续加入逃难大军。桂林逃难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悲壮的景观：逃难民众队伍在日军空袭下绵延数百里。在桂林逃难期间，吴宿愿在山洞中创办了“喜福会”，与同胞过上了一段“向死而生”的乐观时光，但令她终生难以释怀的是被迫遗弃了一双嗷嗷待哺的双胞胎女儿。这段“桂林故事”对吴宿愿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个人记忆，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则是一段唏嘘感慨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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