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钱冠连：以学派意识看外语研究——

　　以学派意识看外语研究——学派问题上的心理障碍

　　钱冠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西方语言哲学、语用学。

　　题

　　录

　　摘 要：作者提出以学派意识看语言研究的几个基本观点, 指出学者的理论习惯、研究方法与科研监管机制及评价体系中不利于产生学派的因素, 分析没有学派流派出现的学术领域表明存在着六种落后状态, 提出形成学派的主要标志, 指出在学派问题上, 外语界现存心理障碍, 得出结论:个人的学术最高成就是创造出一个学派, 一个国家学术上最兴旺的标志是流派纷呈。

　　关键词：学派意识; 外语研究; 心理障碍;

　　文献来源：钱冠连.以学派意识看外语研究——学派问题上的心理障碍[J].中国外语,2007(1):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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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派意识看语言研究的几个基本观点

　　拙文“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 (《汉语学报》2004年第2期) 发表之后, 光明日报连续两文响应, 又被2004年首创的《中国学术年鉴》收录, 尤其是后来又被教育部蓝皮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所收录。这恐怕是意味深长的。窃以为, 这至少说明, 中国汉语学界没有学派而非常需要学派的观点, 是被人接受了。

　　“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的几个基本观点是: (1) 西方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学派、流派的启示; (2) 叩问国内的汉语研究:有没有学派; (3) 指出学者的理论习惯、研究方法与科研监管机制及评价体系中不利于产生学派的因素; (4) 分析没有学派流派出现的学术领域表明存在着六种落后状态。全文意在提倡中国语言学界的学派意识。

　　该文首先指出, “学派是学术研究领域走向成熟、发达、繁荣的标志。形成学派的主要标志, 窃以为是:有代表人物 (领军人物) 、有成员 (以更入行的话说便是‘有核心成员及追随者或支持者’) 、有代表作、数得出主要贡献 (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重大问题) 、有主要学术套路及独特的研究风格。”

　　在“分析学者的理论习惯、研究方法与科研监管机制及评价体系中不利于产生学派的因素”时, 作者指出了语言学界的现状是: (1) 爱理论, 却藐视体系。(2) 爱事实真理 (由实验依据得到的真理) , 拒斥形式真理 (由形式科学如逻辑与数学的推演而得到的真理) 。(3) 爱记录句子 (由经验验证得到的命题) , 拒斥猜想句子 (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然后等待别人反驳) 。(4) 爱归纳推理, 拒斥演绎推理。(5) 不分研究对象, 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要求学术研究具有实用价值 (对经济发展有可见的物质利益) , 这就阻碍了基础理论的发展。(6) 监管体制与评价体系对学者的浮躁与弄虚作假是要负一定的责任。

　　在分析“没有学派流派出现的学术领域表明存在着六种落后状态”时, 拙文指出, (1) 没有理论意识。(2) 没有自主的、独特的理论模式。(3) 没有堪称具有向国外同行挑战实力的理论。(4) 没有强大的后备力量, 包括追随者与可能的批评者。(5) 没有学者之间的宽容与尊重。(6) 监管机制与评价体系有缺点。

　　以上这些内容全部适合于外语学者的研究现状。

　　外语界不缺乏个人成就辉煌者, 但在目前尚分辨不出真正的学派来, 这是事实。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值得重视的原因有评估制度问题、学者素质与知识结构问题 (于是缺乏胆略与胆识) 、研究方法、时尚风气等等, 本文认为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外语学者在这个方面的心理障碍。

　　02

　　在学派问题上, 外语界有什么心理障碍

　　有些心理障碍仅仅是个体性质的, 而有些是民族的文化心理。

　　第一种:“学外语的当然要以引进外语理论为主, 我们介绍, 让别人去创造好了。”这是所谓“甘当二传手”的心态。是的, 学外语的当然要引进外语理论。但是, “让别人去创造”就不是当然的了。“别人”是指谁?指外语界里的除开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吗?如果外语界里大家都这样想的话, 就没有别人了。指汉语界吗?现在连汉语界大部分学者都在创造自己的新理论了, 也接受有必要创造学派这个观点了。

　　这个心理障碍 (仅仅当“二传手”) 的产生, 来源于一个不妥当的刊物发表制度。一般地说, 如果一个坏的制度逼良为娼的话, 一个好的制度就会逼娼为良。刊物发表制度也有同样的效果。我们的外语刊物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评价制度是有缺点的。20世纪80年代初, 许国璋略带苦涩地说, “在中国做科研真容易呀”。对这个背景的解释是, “因为经过10年浩劫, 我们当时在学术上落后了几十年。所以只要坐下来读几本书, 就可以对所见所闻发表一番议论。” (刘润清, 2003) 。看了几本外语书, 大段摘引, 再写几句 (有时是隔靴搔痒的) 评语, 便可以录用。这个时期是我国的非常时期。封闭了几十年, 一旦开放, 大家如饥似渴地需要进口理论。这样做对丰满我们自己的羽毛与评职称是有立竿见影的好处的。不幸的是, 一旦形成了习惯, 就不容易改过来了, 以为这就是外语研究。如果当初外语学刊一致地把这样的文章当成书评, 不当论文, 同时鼓励真正的有创见的论文, 将真正的论文排在首篇, 放在第一档, 可能历史要重写了。那时我在当《现代外语》副主编, 我也没有认识到这个错误会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 当然我也有责任。

　　这个心理障碍, 使我们的外语学者的外语优势大打了折扣。试想, 能够直接理解外语理论的人不去利用外语优势去创造, 而让不能直接阅读外语理论的人去创造理论, 至少在理解与借鉴上, 就已经输了一着。当然, 不依傍国外理论也可以创造自己的有汉语特点的理论与流派, 但通过阅读外语文献对于避免重复劳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种:畏惧两张皮结合的难度。普遍认为, “要理论, 要创造就要立足母语语料, 因为立足外语我不如外国人, 外语这一张皮就够我一辈子干了, 汉语这张皮尤其是古汉语这张皮我捡不起。一接触汉语语法, 又怕汉语界的人挑毛病。”

　　针对这一心理负担, 似有一个硬办法与两个软办法加以解决。一个硬办法是, 职称制度要作一点改动, 在外语界增设高级讲师, 让一部分人专心教好外语, 不强求精通汉语或者精通古汉语。他们确实善于教外语, 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他们可以得到与教授同等的待遇。我不主张人人写论文。因为写论文需要两种语言都好。这几十年的实际情形大家都看见了, 确实有人会教外语但不善于写论文, 这不是耻辱。就让这一部分人一心一意去教外语, 对国家、对教师个人、对学生都有好处。另一方面, 当教授的人除了善于教外语, 还必须精通汉语, 以便写论文时将汉语用得得心应手, 立足母语语料来创造 (一般来说, 搞外语搞不过以外语为母语的人) , 这便用足了两张皮的优势。这样才有了产生学派的基础。软办法之一是不怕挑毛病, 下苦工夫学好汉语语法与古汉语。这个问题王宗炎先生曾教导我说, “不要怕挑毛病。人家挑毛病是为你服务。这说明他重视你, 他看了你的文章, 指出你的毛病是不让你再往下错。”软办法之二是, 必须明确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一张皮不能保证那张皮的可靠性。只有兼有两张皮的人才能保证其中一张皮的可靠性。读不通外语文献而宣称能够深刻地研究汉语并作出重大贡献者, 恐怕是难以置信的。赵元任、吕叔湘、王力等几位, 英语、汉语都好, 所以才能保证他们对其中一种语言即汉语的理论做出了重大创造。

　　第三种:“外语理论被外国人创造完了, 还剩下什么等着我干?”这是一种奇怪到令人惊讶的心理障碍。在这个问题上, 我只想说三句:第一, 先假定外国人创造“完了”什么, 再说中国人就不能或者无须再做什么了, 这种逻辑怎么说都是站不住的。第二, 语言理论的创造是不分国界的。Jesperson不是英美人, 却写出了第一本英语语法著作。赵元任不是英美人却当上了美国语言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德国的汉学家高本汉的汉语研究也产出了自己的理论。第三, 没有创造出来的理论, 比已经创造出来的理论, 永远多得多。没有说出来的话, 比说出来了的话永远多得多。创造与发现是不可能有止境的。随手举一个最近得到的例子:2006年第3期《外语研究》封底有一条消息, 题目叫“2006年翻译与跨学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最后一条说:“会上得知, 国际译学界对中国的情况一直都很关注, 但repeating的东西, 不能代表中国翻译界自己的研究成果, 因此并无市场”。已看过了许多类似的消息了, 不知大家的心是不是凉的?一个问题多年来始终萦绕心头:中国外语界聪明人那么多, 怎么大多数人就是把聪明不用在创新上?把聪明放在跟在洋人后面解释而不进行创造性劳动, 是对聪明最大、最冤枉、最悲剧性的浪费。

　　以上三种心理障碍往往是个体性质较为明显, 不那么带有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心态。

　　第四种:文人相轻相践的传统心理

　　这一种心理障碍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民族文化传统心态。文人相轻相践甚至窝里斗的传统, 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互相不承认, 对学派意识的产生是不浮出水面的但又是致命的消极影响。但中国学术界与外语界也有许多优秀的胸怀博大的学者, 如以帮助别人著称的王宗炎先生, 以学风正派、人品厚道闻名的刘重德先生。这里我还要稍微具体地提一提大师级人物季羡林先生。1998年, 我有幸与季先生见面, 那时, 中国另一位很有学问的学者正在批评季老, 我们又碰巧顺便提到了那位批评者, 季先生什么也没说, 只提了一句话:“中国的模糊语言学是他搞起来的。”这种博大宽容之心, 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原来, 高学问是有高人品垫底的。有了高人品才可能有高学问。有了这种宽容与大度, 自然有朝一日会在学术上开起互相承认的新风, 为学派的出现打下基础。

　　以上诸种心理障碍是产生不了学派的恶性循环之首, 这个循环是:诸种心理障碍→理论意识泯灭→无学派意识→无学科繁荣→国际舞台上无话语权。

　　学派最大的好处有五:一是提供千金难买的比较舞台, 最后选择出真理;二是培养出领军人物, 为学术史提供重要的线索, 便于下一代人写学科史;三是带出团队的骨干分子以便后继总是有人;四是磨砺出代表作 (在理论上解决了重大问题) ;五是磨练出主要学术套路及独特的研究风格与方法, 这比成果更重要。但是, 这得有一个前提, 这便是不要宗派要学派。宗派是个人情绪的纠合, 而学派是对研究成果、风格与方法的区别与归类。对真理的承认, 其前提是不计个人好恶地宽容与尊重别人的创造。通俗地说, 只要别人有好东西, 不管这个人自己喜欢不喜欢, 你得承认他的学术。

　　学派是别人承认出来的, 自己宣称 (虽然中外历史上都有这一现象) 不那么可靠。说赵元任是实验语音学的创始人, 是别人承认的, 不是他自己宣布的。因为欧洲的语言学学生人人都读这本书才能算是入了语言学的门。中国有一句话, “十年磨一剑”, 但十年是否能磨出一个学派?在国外可以。查一查“语言性转向”中的西方哲学的理想语言学派与日常语言学学派, 其顶峰时期几乎没有十年。可是十年磨一剑在中国举步维艰。为什么?互不买账是其中原因之一。要么写书评只说好的, 不说不好的, 要么是管他好坏, 一律不予理睬。宽容与尊重别人是学术良心, 在西方学术界, 这一学术良心变成了学术规范, 因为人人都从宽容与尊重别人的规范中得到将来对自己的承认。中国近年来, 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学者, 常常被邀请穿梭于高校的讲坛, 进一步, 出现了更为经常受邀讲学的、为数更少的、相对稳定的一批学者。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新思想、有自己的理论。这很可能为重要的理论甚至为学派的诞生做了先期的铺垫。这是一个信号。这样的信号, 目前虽然不免影影绰绰, 但对外语界来说, 应该是一个好的信号。

　　03

　　结论

　　个人的学术最高成就是创造出一个学派, 一个国家学术上最兴旺的标志是流派纷呈。外语界可以为我国的语言研究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争取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但首选要做的事情是克服那些心理障碍。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知网或《中国外语》2007年第1期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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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语界》 网址: http://www.wyjzz.cn/zonghexinwen/2020/0528/343.html